听亲历者亲闻者讲述红色家风的故事:一份传家宝 一脉家国情

2022-02-28    来源:全国妇联女性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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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与国,自古就是一个整体。有国才有家,家和国兴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优良党风涵养红色家风,以优良家风强化党性修养,在凝聚党心民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自我革命……在鲜活的红色家风故事中,这些宝贵经验清晰可见、亲切可感。

  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明确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重视家教家风,以身作则管好配偶、子女,本分做人、干净做事。”新征程、新起点,定会遇到许多爬坡过坎、闯关夺隘的关头,如何让优良家风赓续相传,并在全社会凝聚成一股提振信心的力量?请四位亲历亲闻者为您讲述。

  “滴水穿石”的家训鞭策三代科研人——讲述人: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之子 童时中

  我的父亲童第周是一位生物学家,他曾多次与人说起爷爷写给他的座右铭:滴水穿石。这四个字后来被装裱起来,挂在他的卧室中,几十年过去,一直作为我们的家训,成了铭记于后人心中的一份传家宝。

  父亲17岁离开了偏僻的小山村来到宁波,考取宁波效实中学,成了洋学堂里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由于他没有英语基础,上课时面对英文授课方式,就如同坐飞机一样晕晕乎乎。那时,他每天早起晚睡,常在路灯下苦读。几年如一日,毕业时,他由全班倒数第一跃升为正数第一。

  自此,父亲带着“滴水穿石”的座右铭和“我不比别人笨”的信念,踏上了攀登世界生物学高峰的历程,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生物学家。

  父亲深知,基础理论研究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水平的标志,如果不掌握基础理论,应用科学就没有“根”。于是,他将研究细胞内的核质关系作为主攻方向。1956年的全国遗传学会议上,他在肯定“摩根是一个大遗传学家”的同时,认为“摩根学派太强调细胞核的作用,忽视了细胞质”,提出“遗传中的物质,细胞核与细胞质都有关系,细胞质的作用很大”这一观点,从而成为世界上首个敢于对摩根学说提出疑问的科学家。当然,他也因此陷入了学术争议的漩涡之中。但他不为此所扰,继续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孜孜以求,在大量实验中采用细胞核移植、细胞融合、分子生物学的核酸注射技术等,培育出了世界上第一条种间“核质杂种鱼”,证实了细胞质对遗传的作用,从而成为“表现遗传学”先驱。此后,他的研究为渔、牧业开辟了一条高效、快捷的育种新途径。

  1978年,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时间流转,“滴水穿石”的家训成为对我们后人的一种莫大鞭策。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工作。这些年,在模块化与标准化、机械结构与造型等领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有了一些探索与成果。退休后,我曾被华为公司整机工程部聘为标准化、模块化顾问,还主编了4本书,参编了2本专著。

  我的儿子童和钦也是一位科研工作者,从事通信网络开发工作。他曾经告诉我,2017年年初,刚开始研发电网和通信网半实物联合仿真平台时,由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工作一度遇到不少障碍。就是凭着滴水穿石的韧性,他最终攻克了技术难题,取得了多项发明专利,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现在,这项技术正在向更广阔的应用空间推进。

  我们一家都是科研人,为党和国家的科研事业上下求索;滴水穿石的家训将铭刻心中、始终不渝。

  两把冰镐激励儿孙勇攀高峰——讲述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登山运动员 侯生福

  在我的家里,珍藏着两把冰镐。它们承载着我登上珠穆朗玛峰,把中国人的足迹留在世界之巅的宝贵记忆。一看到它们,我就会回想起那段不畏艰苦、勇攀珠峰的岁月,想起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怀与嘱托,想起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履责、团结拼搏、敢于斗争的精神。这些也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我时常对儿孙说,这两把冰镐寄托着咱们的家风,你们一定要牢记在心,好好地为党和人民作贡献。

  对于登雪山的人来说,冰镐作用巨大:攀雪、挖冰、搭帐篷……它就像一双臂膀,又像一把武器。47年前,正是一把冰镐救了我的命。

  1975年3月,我和中国登山队其他8名队员一起进山,开始了登峰征程。

  整个过程困难重重,最大的考验就是缺氧。到7500米~8000米左右时,空气中含氧量已经不足陆地上的三分之一。头疼、恶心、四肢无力、食宿不安……各种不适反应全上来了。可队友们没有一个退缩,都咬牙坚持向上攀。随着海拔升高,风力升到十级左右,人根本站不住,只能趴在雪地里慢慢往上挪,一小时最多前进十几米。气温低到了零下40摄氏度,一位队友的耳朵、鼻子、手、脚趾全都冻伤了。可是,大自然再怎么无情,我们还是要往上攀,因为肩负着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宁肯前进一步死,绝不退后半步生。

  一次,当攀到海拔7200米左右时,我一不小心向下滑坠了好几米,两侧就是万丈“冰渊”。紧急关头,我立刻将冰镐插进雪地稳住身体,其他队友很快通过结组绳将我拉了上来。可以说,险象环生中,冰镐救了我。

  1975年5月27日早上,我们每4人一组用结组绳绑在一起,从突击营地向顶峰进发,14时30分,终于站在了世界之巅。

  我立刻向大本营报告好消息,并拍下了队员们站在山顶高举五星红旗的一幕。随后,我们又给女队员潘多做了人体心电遥测图,并将红色金属觇标竖在顶峰,协助测绘人员精确测得珠穆朗玛峰当时的海拔高程——8848.13米。

  由于当时经济困难、物资紧张,下山以后我就将登山装备全部交还国家,包括那把救过命的冰镐。后来,条件好一些,登山队又给了我两把冰镐,被我珍藏在家中。

  如今,当年我与战友们在珠峰的合照被摆在家里显眼位置,我常拿起来端详,给儿孙们讲那段故事,时时提醒他们:现在生活好了,但不能忘了当年吃过的苦,不能忘了那种为履行职责而不顾一切的拼劲儿。

  我的儿孙们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几个孙辈学习都很好,有的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有的还在读大学。新时代了,有了知识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我的心愿就是,儿孙们能牢记家风传统,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继续攀登更高的山峰。

  “永远跟党走,把咱家的光荣传统传下去”——讲述人: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孙咀村村民、抗美援朝老兵 孙绪海

  报告!我是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80师战士孙绪海,今年90岁,党龄67年。

  1953年5月,刚刚参加完新兵集训,任务就来了,要求我们紧急入朝作战。

  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写了决心书,保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入朝后,在一次战斗中,一双大手拍在我肩上,原来是首长过来问我:“小孙,你怕不怕?”我说:“不怕,我必须听党话。”首长说:“这是党对你的培养,对你的考验。”

  战斗的惨烈程度超出了一个“新兵蛋子”的想象,我们坚守在阵地上,一直打到天亮。全班8位战士,一位负重伤,腰眼都打穿了,还有一位牺牲了。

  我因为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好,荣立三等功。1954年5月,入朝一年后,我火线入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可是,那位首长姓甚名谁,是健在还是牺牲了,我到今天也不知道。

  1957年3月,部队撤离回国,我也复员回老家务农,只带回了三样东西:一枚军功章、一份立功证明书、一顶军帽。

  回来以后,有人说我应该找组织安排这、安排那,我说多少人都牺牲在战场了,我们班最后只有3个人活了下来,我凭什么要求那么高呢?不能给组织添麻烦。所以我从来没找过,民政局在哪里我都不晓得。

  带回来的三样老物件,就是我们家的一套“宝贝”,始终珍藏着。老伴在世时,也常叮嘱我:你把它们洗干净好好放着,叫子孙们多望望,把咱家的光荣传统传下去。

  1995年2月,我的大儿子孙长云为抢救同村落水青年光荣牺牲了,年仅30岁,留下了两个小孩。社会上两位好心人一人负担一个,资助他们到了十八岁。我为儿子自豪,他是个汉子,死得光荣。

  我总跟子孙们念叨过去的事,给他们看我用生命换来的一套“宝贝”,就是想告诉他们,不能忘记那段历史,一定要好好听党话。只要能吃苦、肯坚持,不管在多平凡的岗位上,都能干出个名堂来。

  以前孩子们还小,讲这些,他们不懂。这些年他们长大了,就都知道了——这不只是我们一个小家的光荣,更是国家光辉历史的一部分。

  只有跟党走,中国才有前途,人民才会幸福。除了从战场上带回来的那些老物件,我给子孙们留下的“传家宝”就是一句话:听党话,感党恩,永远跟党走。

  拓荒精神薪火相传

  讲述人:大陈岛帆板运动创始人、浙江省台州市体育总会原办公室主任 李勇

  我的父母珍藏着两枚光荣垦荒三十年纪念章,这是父母大半辈子工作的见证,也是大陈岛垦荒精神的生动写照。

  早年间,父母都是温州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响应团中央号召,来到大陈岛参加开发建设。由于历史原因,大陈岛的基础设施一度全部被炸毁,满目荒芜、毫无生机。要生产自救,许多困难超出想象。

  上岛后,父亲被派去创办养牛场,带着十四五个队员养了三百多头奶牛。那时候,一长排牛棚,一边养着牛,一边住着人,中间用竹帘子隔开。夏天臭得很,蚊蝇到处都是;冬天北风呼啸,冷风钻进骨头里。队员们从来也没养过奶牛,算是白手起家,一步一步现学现用。海岛气候变化无常,遇上大风大雨,山上泥泞难行,一不小心就可能被风刮下山。

  我出生那年,一场强台风登陆,父亲忙着转移职工和奶牛,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在家等父亲归来。幸亏垦荒队同事发现了我家房子摇摇欲坠,冲进屋里帮忙,我们才赶在房子倒塌前跑了出来。在躲避台风的坑道里,我们遇到了正在赶牛群的父亲。事后,我带着几分怨意和不解地问父亲,为什么不顾家人的安危,却忙着看护牛群呢?父亲沉默不言。

  转眼间,到了1979年,我考入了临海师范学校,兼任临海二中(现临海市回浦中学)篮球教练。一次备课,我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国外的帆板比赛。这个项目的操作方式和父辈撑小篷船的原理是一致的。自然而然地,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大陈少年们站在帆板上,踏浪前行、冲向赛场的样子。那一刻,我决定毕业后回到大陈去。

  1981年夏天,我到大陈中学任教。不久,就从学生中挑选出七名运动员,组建了帆板队。那时条件有限,只有两块帆板,没有经费,也没有海上训练的保护设施。我们就用玻璃纤维布覆盖三夹板,打上玻璃胶制作板体,用毛竹竿代替铝合金制作桅杆,还尝试用油桶浸泡晒干布,制作风帆……渐渐地,帆板队从零起步,终于组建成立了。

  1984年,帆板队即将去杭州参加省里的比赛。由于爱人身体不好,临行前,我送她和孩子去岳母家住几天。就在我叫车时,她晕倒了,被紧急送进医院。岳母劝我别耽误比赛,爱人没说什么,但我知道她肯定不愿我离开。可一想到二十几个第一次出远门的学生,我就觉得,一定要把他们亲手送到赛场上去。这时,我突然理解了父亲当年的沉默,这份沉默是对家人的亏欠,也是他的工作责任。在同样的沉默中,我感到一种情感在流淌,一种精神在继承。如今,这支队伍共向浙江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输送了40多名帆船帆板运动员,其中入选国家队的就有10多名。

  我的父母都不是文化人,平时很少讲大道理。但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为人处世要诚恳、有担当,尤其是对党的事业要高度忠诚、无怨无悔。耳濡目染间,老一辈的垦荒精神深深印在我心里。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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