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救助事实无人抚养儿童5名，救助涉毒家庭未成年人子女100余名，救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13名，帮扶感化涉嫌犯罪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100余名……这些数字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委政法委干部江梅和同事们过去一年开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的具体体现。
从山区深处的农家女孩到奔走在基层一线的政法干部，江梅的人生轨迹在1996年踏入“春蕾女童班”的那一刻起迎来拐点。“‘春蕾计划’为幼时的我继续求学提供了支撑，也让我收获了许多温暖和感动。如今，我也努力将这份善意延续下去，立足岗位，多干实事，为更多困境儿童和家庭提供帮助，为妇女儿童权益保障贡献力量。”江梅笑着说。
大山深处的一朵“春蕾”
勐海县，位于西双版纳州西部。江梅的家乡在勐海县的一个哈尼族山村，那里自然环境优美，山清水秀、风景如画。如今，在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后，当地群众依靠水稻种植、茶产业等多产业发展走上了致富路。但在过去，村里的生活远不如风景这般美好。
贫穷和闭塞是儿时的家乡留给江梅最直观的印象。
“我父母都是农民，尽管村里具备优质的水稻、茶叶种植条件，但在当时，村民的水稻种植能力和种植面积都有限，产出只够糊口。经济收入基本靠种茶，可村子交通不便，少与外界通联，普洱茶知名度不高，茶价低廉，采收者寥寥。”江梅说。
在江梅看来，家乡的穷，根源在于闭塞，这份闭塞不仅体现在地域上的“与世隔绝”，更在于对“重男轻女”思想的沿袭。
因为家里只有她一个女娃，父母经常受到村民的轻视与白眼。“但爸妈并没有被陈旧的思想陋习影响，他们时常叮嘱我，不要在意冷言冷语，好好读书，冲破阻碍，走出这闭塞的大山。”
江梅也不负父母的期望，用功读书，成绩一直十分优异。可贫穷仍是这个家庭的重压，最初，江梅每学期的学费是600元，可随着求学之路不断向前，学费压力与日俱增。
江梅说，“春蕾计划”的到来为家里缓解学费压力带来了一线生机。“小学四年级那年，经老师推荐我幸运地成了一名‘春蕾女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江梅满是骄傲。她说，得知这一消息，全家都很高兴，上“春蕾女童班”能继续读书，爸妈也不用再为她的学费犯难。
浓浓爱意呵护成长
事实证明，得到“春蕾计划”资助确实成了江梅人生的转折点，在“春蕾女童班”里学习、生活的5年也是她人生中一段宝贵且难忘的经历。
在江梅正式进入“春蕾女童班”读书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年8月是哈尼族的民俗节日“打秋节”，节日的重头戏是在村寨自搭的大秋千架上荡秋千。江梅在荡秋千时不慎摔落腿部骨折，这次受伤，也导致了她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需要拄拐行走。
江梅说，那段时间，班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对她关怀备至，尽最大努力为行动不便的她扫清生活中的障碍，团结、友爱的氛围让她倍感幸福。
江梅也确实把“春蕾女童班”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当时，我们班的同学都住校，只有过节放假才会回家。在同吃同住同学习中，大家就像家人一样互相照顾。”江梅说，尽管求学在外暂时离开了家，但老师们给予了大家如父母般无微不至的照顾，来自妇联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心关怀更如温暖的阳光滋照亮大家的心田。
“老师常常教育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自立自强，长大后做对社会有用的人。”谨记老师的教诲，江梅暗下决心，无论未来从事什么职业，都要尽力回报社会。
传承善意 为妇儿权益鼓与呼
从“春蕾女童班”毕业后，江梅考取了师范院校。学业完成后，江梅义无反顾地返乡从教。而后，她又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家乡的政法系统工作。
从乡村教师到政法干部，职业身份相差甚远，但江梅说，无论是哪一种身份，自己的初心未变。
“返乡从教是希望能带领更多家乡的孩子，特别是女孩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而进入政法系统，则是希望能为家乡的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做些事情。”江梅说。
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是江梅当下工作的重要内容。
江梅积极组织开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普法宣传。在调解婚姻家庭矛盾时，她牵头所在单位，联动司法、民政、妇联等部门，组织普法专家，到山区村寨进行婚姻家庭辅导。“如果在婚姻家庭矛盾调解中发现涉及家暴问题，我们会积极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妇女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等。”
江梅还负责推动落实特殊群体管理服务工作。排查救助生活困难的留守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是工作常态。
江梅说，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出身，但无论生在城市还是乡村，每个孩子都应平等享有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一系列合法权益，男女平等更已成为共识。权益应该被尊重、被保护。
“在我还是一名教师的时候，也资助过因家庭变故而无法继续读书的女孩，如今她已圆梦大学。”江梅感慨，个人的救助能力总是有限，但她十分欣慰地看到，如今，在政策保障、社会救助体系不断完善以及社会各界的帮扶下，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得到更多重视，这让她感受到善意正向远方不断延伸，而她也将为传递善意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来源：中国妇女报
作者：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孔一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