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祖国的未来属于下一代。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坚决防止和依法打击。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我国先后出台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发布相关指导文件，努力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成长环境。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202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调整少年审判工作机制，实行“三合一”管理，依托民一庭运行，进一步强化少年审判专业化建设。在审判理念上，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加强能动司法，促推源头治理，努力提升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现代化水平。为加强全社会的未成年人保护意识，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引导家长“依法带娃”，最高人民法院以未成年人保护为专题发布2023年第二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此批案例主要具有以下四方面特征。
一是明确被抢夺、藏匿以及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也是家庭暴力受害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不仅侵害了父母另一方对子女依法享有的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而且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应当坚决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目睹家庭暴力特别是身体暴力，不仅会对其心理产生巨大冲击，还可能因被迁怒、误伤等原因受到身体伤害，长此以往甚至可能形成“以暴力解决一切”的错误观念，对其成长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出于健康成长的考虑，未成年人可以由其近亲属或者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等有关部门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在蔡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为争夺抚养权，蔡某某的父亲先是暴力抢夺、藏匿蔡某某，导致年仅四岁的蔡某某近三百天未见到母亲；后不顾蔡某某哭喊阻止，暴力殴打蔡某某母亲，同时造成蔡某某面部受伤，导致蔡某某因极度缺乏安全感等心理问题接受心理治疗。此案中，尽管父亲的暴力殴打对象并不是孩子，抢夺行为亦与典型的身体、精神侵害存在差别。但考虑到孩子作为被抢夺、藏匿对象和暴力行为目击者，其所遭受的身体、精神侵害与父亲的家庭暴力行为直接相关，人民法院对蔡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请求予以支持，体现了司法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暴力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二是强调发现机制对防止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关键性作用。预防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发现是基础和关键。未成年人因其智力尚未发育完全，自我表达能力欠缺，自我保护能力不强，对家庭特别是父母的依赖程度高，在遭受家庭暴力时难以主动寻求有效救济途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是除了家庭以外未成年人所在时间最长的场所，老师是发现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关键一环，其是否能够细心关注、及时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发现程度。在唐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唐某某所遭受的家庭暴力就是由其所在幼儿园老师在检查时发现，幼儿园及时履行强制报告义务，有效制止了家庭暴力行为。在彭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学校老师收到彭某某的求助后及时报案，陪同彭某某在派出所做了笔录，并与妇联组织进行沟通，处置及时、反应高效，为防止未成年人继续遭受家庭暴力提供坚实后盾。在此，我们特别提示孩子们，如果遭受家庭暴力无人可说的，可以第一时间向老师报告；我们也呼吁广大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及工作人员，除了教书育人外，保护孩子身心健康是职责所在，更是托举孩子幸福人生的善举。对未成年人而言，学校及老师在其无家可归的危难情况下，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将成为其以后面临人生困难的温暖底色和强大支撑。
三是明确离婚纠纷中，施暴方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离婚后，不满两周岁、已满两周岁、已满八周岁的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权有其各自优先考量因素，但这些因素均要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为阻隔家庭暴力行为的代际传递，避免未成年人因家庭暴力受到身体、精神侵害，一般不宜由施暴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如在刘某某与王某某离婚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考虑到九岁儿童存在意思摇摆、意见多次反复的情况，从最有利于其成长角度判令由母亲直接抚养。在韩某某等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考虑到韩某某处于由单亲抚养的生活环境，人民法院在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了一项措施，即暂时变更直接抚养人，将未成年人与原直接抚养人进行空间隔离。这不仅可以使人身安全保护令发挥应有功效，也能保障未成年人的基本生活，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四是警示父母切勿以爱之名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不仅要引导孩子学知识、长本领，更要帮助孩子形成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但现实中，有的父母片面以学习成绩为唯一目标，忽视孩子正常的身体、心理成长规律；有的父母片面理解“爱之深，责之切”，动辄以打骂方式对孩子进行管教；有的父母不考虑孩子的真实意愿，强行推行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还有的父母将工作、生活中积累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不自主地宣泄到孩子身上。这些身体、精神侵害行为，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比如，在吴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父亲“望女成凤”的迫切心情，很多家长都深有体会，但其采取的冻饿、断绝与外界交流等方式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违背了未成年人的成长规律，禁止出门上学更是侵害了孩子的受教育权，名为“爱”实为“害”，必须在法律上对该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人民法院在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家庭暴力行为基础上，还通过责令施暴人接受矫治、对施暴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等方式给父母“上课”。从根源上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全面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在此，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少年审判工作经验提示广大父母，每个孩子都是需要被尊重的独立个体，他们享有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基本民事权利。在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时，父母要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以恰当的方式引导、教育子女健康成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希望通过发布的典型案例，引导全社会更加关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引导父母多倾听、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做孩子成长路上的好朋友与领路人！
第二批案例
案例一
蔡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未成年子女被暴力抢夺、藏匿或者目睹父母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的，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关键词
未成年人 暴力抢夺 目击者 未共同生活
基本案情
2022年3月，蔡某与唐某某（女）离婚纠纷案一审判决婚生子蔡某某由唐某某抚养，蔡某不服提起上诉，并在上诉期内将蔡某某带走。后该案二审维持一审判决，但蔡某仍拒不履行，经多次强制执行未果。2023年4月，经法院、心理咨询师等多方共同努力，蔡某将蔡某某交给唐某某。蔡某某因与母亲分开多日极度缺乏安全感，自2023年5月起接受心理治疗。2023年5月，蔡某到唐某某处要求带走蔡某某，唐某某未予准许，为此双方发生争执。蔡某不顾蔡某某的哭喊劝阻，殴打唐某某并造成蔡某某面部受伤。蔡某某因此次抢夺事件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情绪不稳，害怕上学、出门，害怕被蔡某抢走。为保护蔡某某人身安全不受威胁，唐某某代蔡某某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裁判理由及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蔡某某在父母离婚后，经法院依法判决，由母亲唐某某直接抚养。蔡某在探望时采用暴力方式抢夺蔡某某，并当着蔡某某的面殴打其母亲唐某某，对蔡某某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侵害，属于家庭暴力。故依法裁定：一、禁止被申请人蔡某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申请人蔡某某及其相关近亲属；二、禁止被申请人蔡某在申请人蔡某某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场所的一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申请人蔡某某及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
典型意义
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不仅侵害了父母另一方对子女依法享有的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而且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应当坚决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本案中，孩子先是被暴力抢夺、藏匿长期无法与母亲相见，后又目睹父亲不顾劝阻暴力殴打母亲，自己也因此连带受伤，产生严重心理创伤。尽管父亲的暴力殴打对象并不是孩子，抢夺行为亦与典型的身体、精神侵害存在差别。但考虑到孩子作为目击者，其所遭受的身体、精神侵害与父亲的家庭暴力行为直接相关，应当认定其为家庭暴力行为的受害人。人民法院在充分听取专业人员分析意见基础上，认定被申请人的暴力抢夺行为对申请人产生了身体及精神侵害，依法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并安排心理辅导师对申请人进行长期心理疏导，对审理类似案件具有借鉴意义。
案例二
唐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全社会应形成合力，共同救护被家暴的未成年人
关键词
未成年人 代为申请 心理辅导 矫治
基本案情
2023年8月，唐某某（4岁）母亲马某对唐某某实施家庭暴力，住所所在地A市妇联联合当地有关部门进行联合家访，公安部门对马某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2023年9月，马某全家从A市搬至B市居住。同月底，唐某某所在幼儿园老师在检查时发现唐某某身上有新伤并报警，当地派出所出警并对马某进行口头训诫。2023年10月初，B市妇联代唐某某向人民法院递交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书。
裁判理由及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申请人马某对申请人唐某某曾有冻饿、殴打的暴力行为，唐某某确实遭受家庭暴力，故其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关于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应予支持。裁定：一、禁止被申请人马某对申请人唐某某实施殴打、威胁、辱骂、冻饿等家庭暴力；二、责令被申请人马某接受法治教育和心理辅导矫治。
典型意义
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是全社会共同责任。未成年人因缺乏法律知识和自保能力，面对家暴时尤为需要社会的帮扶救助。本案中，有关部门在发现相关情况后第一时间上门摸排调查；妇联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幼儿园及时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公安机关依法对父母予以训诫；人民法院依法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并联系有关部门协助履行职责，多部门联合发力共同为受家暴未成年人撑起法律保护伞。通过引入社会工作和心理疏导机制，对施暴人进行法治教育和心理辅导矫治，矫正施暴人的认识行为偏差，从根源上减少发生家暴的可能性。
案例三
刘某某与王某某离婚纠纷案
——离婚纠纷中，施暴方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
关键词
离婚纠纷 家庭暴力 直接抚养 子女意愿
基本案情
刘某某（女）和王某某系夫妻关系，双方生育一子一女。婚后，因王某某存在家暴行为，刘某某报警8次，其中一次经派出所调解，双方达成“王某某搬离共同住房，不得再伤害刘某某”的协议。刘某某曾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现因王某某实施家暴等行为，夫妻感情破裂，刘某某诉至人民法院，请求离婚并由刘某某直接抚养子女，王某某支付抚养费等。诉讼中，王某某主张同意女儿由刘某某抚养，儿子由王某某抚养。儿子已年满八周岁，但其在书写意见时表示愿意和妈妈一起生活，在王某某录制的视频和法院的询问笔录中又表示愿意和爸爸一起生活，其回答存在反复。
裁判理由及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均确认夫妻感情已破裂，符合法定的离婚条件，准予离婚。双方对儿子抚养权存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最有利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处理抚养纠纷。本案中，九岁的儿子虽然具有一定的辨识能力，但其表达的意见存在反复，因此，应当全面客观看待其出具的不同意见。王某某存在家暴行为，说明其不能理性、客观地处理亲密关系人之间的矛盾，在日常生活中该行为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存在不利影响；同时，两个孩子从小一起生活，均由刘某某抚养，能够使兄妹俩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相伴彼此、共同成长；刘某某照顾陪伴两个孩子较多，较了解学习、生活习惯，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判决：一、准予刘某某与王某某离婚；二、婚生儿子、女儿均由刘某某抚养，王某某向刘某某支付儿子、女儿抚养费直至孩子年满十八周岁止。
典型意义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离婚纠纷中，对于已满八周岁的子女，在确定由哪一方直接抚养时，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由于未成年人年龄及智力发育尚不完全，基于情感、经济依赖等因素，其表达的意愿可能会受到成年人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应当全面考察未成年人的生活状况，深入了解其真实意愿，并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判决。本案中，由于儿子表达的意见存在反复，说明其对于和哪一方共同生活以及该生活对自己后续身心健康的影响尚无清晰认识，人民法院慎重考虑王某某的家暴因素，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孩子由最有利于其成长的母亲直接抚养，有助于及时阻断家暴代际传递，也表明了对婚姻家庭中施暴方在法律上予以否定性评价的立场。
案例四
彭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学校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关键词
未成年人 学校 强制报告 家庭教育指导
基本案情
申请人彭某某（女）13岁，在父母离异后随父亲彭某和奶奶共同生活，因长期受父亲打骂、罚站、罚跪，女孩呈现焦虑抑郁状态，并伴有自残自伤风险。2021年4月某日晚，彭某某因再次与父亲发生冲突被赶出家门。彭某某向学校老师求助，学校老师向所在社区派出所报案、联系社区妇联。社区妇联将情况上报至区家庭暴力防护中心，区家庭暴力防护中心社工、社区妇联工作人员以及学校老师陪同彭某某在派出所做了笔录。经派出所核查，彭某确有多次罚站、罚跪以及用衣架打彭某某的家暴行为，并对彭某某手臂伤痕进行伤情鉴定，构成轻微伤，公安机关于2021年4月向彭某出具《反家庭暴力告诫书》，告诫严禁再次实施家庭暴力行为。后彭某某被安置在社区临时救助站。彭某某母亲代其向人民法院提交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
裁判理由及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经向派出所调取证据，可以证明彭某有多次体罚彭某某的行为，抽打彭某某手臂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且彭某某呈现焦虑抑郁状态，有自伤行为和自杀意念，彭某的行为已构成家庭暴力，应暂时阻断其对彭某某的接触和监护。人民法院在立案当天即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一、禁止被申请人彭某殴打、恐吓、威胁申请人彭某某；二、禁止被申请人彭某骚扰、跟踪申请人彭某某；三、禁止被申请人彭某与申请人彭某某进行不受欢迎的接触；四、禁止被申请人彭某在申请人彭某某的住所、所读学校以及彭某某经常出入的场所内活动。
典型意义
学校不仅是未成年人获取知识的场所，也是庇护学生免受家暴的港湾。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作为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学校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依法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及时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有关情况。本案中，学校积极履行法定义务，在接到未成年人求助后立即向所在社区派出所报案、联系社区妇联，积极配合开展工作，处置及时、反应高效，为防止未成年人继续遭受家庭暴力提供坚实后盾。人民法院受理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后，第一时间向派出所、社区组织、学校老师了解情况，当天即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同时，人民法院还通过心理辅导、家庭教育指导等方式纠正彭某在教养子女方面的错误认知，彭某认真反省后向人民法院提交了书面说明，深刻检讨了自己与女儿相处过程中的错误做法，并提出后续改善措施保证不再重蹈覆辙。
案例五
韩某某、张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直接抚养人对未成年子女实施家庭暴力，人民法院可暂时变更直接抚养人
关键词
未成年人 直接抚养人 暂时变更
基本案情
申请人韩某某在父母离婚后跟随父亲韩某生活。韩某在直接抚养期间，以韩某某违反品德等为由采取木棍击打其手部、臀部、罚跪等方式多次进行体罚，造成韩某某身体出现多处软组织挫伤。韩某还存在因韩某某无法完成其布置的国学作业而不准许韩某某前往学校上课的行为。2022年9月，某派出所向韩某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2022年11月，因韩某实施家暴行为，公安机关依法将韩某某交由其母亲张某临时照料。2022年12月，原告张某将被告韩某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变更抚养关系。为保障韩某某人身安全，韩某某、张某于2022年12月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裁判理由及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父母要学会运用恰当的教育方式开展子女教育，而非采取对未成年人进行体罚等简单粗暴的错误教育方式。人民法院在处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应当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充分考虑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尊重其人格尊严，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韩某作为韩某某的直接抚养人，在抚养期间存在严重侵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行为，故依法裁定：一、中止被申请人韩某对申请人韩某某的直接抚养；申请人韩某某暂由申请人张某直接抚养；二、禁止被申请人韩某暴力伤害、威胁申请人韩某某；三、禁止被申请人韩某跟踪、骚扰、接触申请人韩某某。
典型意义
一般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申请人的请求多为禁止实施家暴行为。但对被单亲抚养的未成年人而言，其在学习、生活上对直接抚养人具有高度依赖性，一旦直接抚养人实施家暴，未成年人可能迫于压力不愿也不敢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即使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受限于未成年人与直接抚养人共同生活的紧密关系，法律实施效果也会打折扣。本案中，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人民法院在裁定禁止实施家庭暴力措施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了一项措施，即暂时变更直接抚养人，将未成年人与原直接抚养人进行空间隔离。这不仅可以使人身安全保护令发挥应有功效，也能保障未成年人的基本生活，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案例六
吴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父母应当尊重未成年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父母行为侵害合法权益的，未成年子女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关键词
未成年人 受教育权 精神暴力
基本案情
申请人吴某某（女）16岁，在父母离婚后随其父亲吴某生活，于2022年第一次高考考取了一本非985高校。吴某安排吴某某复读，要求必须考取985高校，并自2022年暑期开始居家教授吴某某知识。开学后，吴某一直不让吴某某到学校上课。2022年下半年，吴某某奶奶发现吴某将吴某某头发剪乱，不让其吃饱饭，冬天让其洗冷水澡，不能与外界交流（包括奶奶），并威胁其不听话就不给户口簿、不协助高考报名。因反复沟通无果，吴某某奶奶向当地妇联寻求帮助。妇联联合人民法院、公安、社区、教育局立即开展工作，赶赴现场调查取证。吴某某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裁判理由及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吴某某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其申请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人民法院在收到申请后六小时内便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一、禁止被申请人吴某对申请人吴某某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被申请人吴某限制申请人吴某某人身自由、虐待申请人；三、禁止被申请人吴某剥夺申请人吴某某受教育的权利。
典型意义
未成年子女是独立的个体，他们享有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基本民事权利。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保护义务。在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时，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父母应当在充分保障未成年子女身体、心理健康基础上，以恰当的方式教育子女。本案中，父亲虽系出于让孩子取得更好高考成绩的良好本意，但其采取的冻饿、断绝与外界交流等方式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违背了未成年人的成长规律，禁止出门上学更是损害了孩子的受教育权，名为“爱”实为“害”，必须在法律上对该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