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伯一辈子忠诚践行革命信仰,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鞠躬尽瘁。”在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传承红色家风 赓续精神血脉”专题讲座会上,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回忆伯伯周恩来总理往事时坚定地说,“我们作为红色后代,更感到红色传统不能丢,红色的精神血脉要代代相传。”
心系群众 同甘共苦
周秉德自12岁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10余年,在她的印象中,伯伯在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中都时刻体现出“以国家利益为上,以人民心为心”的崇高精神品质。“20世纪50年代,我们是农业大国,但是缺乏良好的水利工程支撑,农业发展的根基不牢,底气不足,伯伯在任上20年,最上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就是水利。”周秉德回忆,1958年,周恩来举着一面大旗,带着队员一起去了十三陵修水库,到了施工地他对大家说:“咱们在这儿劳动一个礼拜,没有总理和部长之分,大家都是劳动者,咱们就踏踏实实认真干活。”
20世纪50年代末,数十万群众投身兴修水库的火热浪潮中,周恩来不仅与专家一起冒雨勘探,亲自参与规划设计,还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参与施工,不辞辛劳与群众同吃干粮咸菜,同住木板平房,对新中国取得史所罕见的水利成就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周秉德看来,周恩来心系群众、同甘共苦是源于他16岁所言:“吾将公之天下,使四万万人共得而仆之,必不负所托也”的赤子初心。
令周秉德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1966年河北邢台大地震,损失惨重,周恩来冒着余震赶到受灾最严重的白家寨大队慰问群众,但他在讲话时发现,群众正对西北寒风,他立刻让群众避风而坐,自己则迎风口站着。当时陪同的领导干部觉得不合适,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算一算,是咱们少数人对着风,还是成百上千人对着风合理?”周秉德深刻感受到,伯伯把自己与群众放在了真正平等的位置,只有“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利益大局,完全没有“国家总理”高高在上的特权与照顾。
革命情谊万年长
周秉德谈起伯伯和伯母的感情,万分感慨,“他们之间因为同样的革命信仰而选择携手相伴,风雨同担,感情之浪漫、深厚、坚定令人歆羡。”1923年,邓颖超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德国共产主义领袖)临刑前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是成为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
“伯伯工作特别忙,他往往是通宵工作,常常到早上五六点才能休息,但无论谁劝他放松一会儿,也是劝不动的。伯母就让我妹妹进去找伯伯,看到一个小孩子来了,我伯伯就没办法了,只得跟出了办公室,一出门就看到伯母和司机早已在门外等着,安排伯伯去中山公园转转。”周秉德指着当时几个人在中山公园拍的照片笑着说,“照片上我伯伯既无奈又疲惫,但他明白伯母的苦心,每次都与我们出来逛逛。”
看到周恩来的辛苦,邓颖超既心疼也理解,她特地借来半旧的乒乓球台,放在周恩来办公室旁边的房间,常常是工作太久,警卫和秘书都会提醒他适当锻炼。
“有时候伯母让我们几个孩子到二道门口等他,伯伯看见我们就会下车带着我们走上一段路,就这么几百米的路,也是伯母‘精心’设计的,只为让伯伯多活动活动。”周秉德从伯伯和伯母身上看到了爱情最真诚美好的模样,只有拥有共同的追求,志同道合,夫妻间才能默契相扶,携手共进。
2019年,周秉德重回西花厅,又去看了那副干花相框。“伯伯1954年出席日内瓦会议3个月,伯母经常写信或者寄上一束家里的花给伯父,有时候只一句话‘枫叶一片 寄上想念’,伯父有时也寄一束当地的花托人带回来,伯母舍不得扔掉这些已经蔫掉的花,就做成干花装进相框。”周秉德动情地说,“这束花是1954年伯伯送给伯母的,横跨60多年,一如当年,就如他们二人的感情,永恒真挚,温暖如初。”
亲属不可特殊化
周秉德初中毕业后,就读师范学校,她主动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加入中国共产党,去了北京郊区一所乡村小学当老师。3个月后,北京朝阳区委机关因急需党员,但当时的小学教员中党员为数不多,因此周秉德被调了过去。周恩来得知后,非常严肃地问:“秉德,你不在基层当老师,到机关工作,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后来周秉德在朝阳区委没有任何职务地干了整整10年,工作一直受到好评,但级别职务从来没有动。周恩来和邓颖超并没有为她说过一句话,反而周恩来经常提醒她:“因为你是我的侄女,所以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扎扎实实做好基层工作。”
周秉德随丈夫在外地工作9年后,被调回北京。回京后她去看望伯伯,周恩来一见面就问她:“你们离开北京工作9年,现在怎么突然回来了,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19年后,又是同样的一句话,周秉德心中肃然起敬,“我伯伯就是这样的人,从不搞亲属特殊化,也时刻教育我们这些后辈不能因为他获得任何特别的好处,凡事要自食其力。”
但周秉德心中清楚,伯伯在公事上铁面无私,私下里却对家人关怀备至,“伯伯明确指示我父亲工作的职位要低,待遇要少,我们家的条件不好,伯伯就一直接济我们,一开始每月接济100元,后来是120元、150元……到最后是200元。很多年后我才知道,伯伯当时的工资只有404.8元啊!”周秉德说到这里,一度哽咽。“那时候我们用了他那么多的钱,真是不懂事。我心里特别愧疚,同时又增加了对他的景仰之情,我觉得伯伯实在是了不起,这就是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最深沉底色!”
两次“周某人”对周秉德来说是终身教诲,她在重要的人事岗位工作多年,从来没有动用过职权谋取私利,主动放弃了三次分房机会,至今仍住在公婆的老房子里。周秉德的卧室里挂着一幅庐山风景照,那是伯伯送给她的新婚礼物。“这张照片是我伯母拍的,非常漂亮,别人的卧室都是挂结婚照,而我独有这幅照片一直悬挂在床头,对我而言,这是一种亲切又珍贵的情感回忆,也在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教育后人要自立自强,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能有任何特殊待遇,不能有任何懈怠放松,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记者 徐阳晨)